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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清华

绵绵手足情,同沐清华风

 
 
 

日志

 
 

北大院里的故事  

2014-11-30 16:16:34|  分类: 身边的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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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学按:张佳林这个名字北大子弟可能感到陌生,但一提林庚,则列位应该无人不知。张某是林庚的外孙,我和他母亲,也就是林庚的女儿小三十年前曾经有所接触,她年龄当然比我大不少,是文革前的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生,后一直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做音乐编辑。见面很偶然,忘记是什么缘由了,好像和钢琴学习有关,燕南园的褚克弘、齐晖夫妇有一次将她带到我在燕南园58号住宅,大家就在阳台聊了一阵,话题自然离不开钢琴,记得她还谈到如何教自己的孩子弹钢琴,这孩子应该就是张佳林了吧?


         张佳林

    合作钢琴家、自由撰稿人。自幼随李斐岚老师学习钢琴。10岁起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专业,先后师从应诗真、周广仁、陈比纲、胡适熙等教授。1999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并留校任教,2007年起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钢琴伴奏及艺术指导教研室主任。

作为知名声乐钢琴伴奏,他与许多世界顶级华人歌唱家合作音乐会百余场,遍及中国及亚太地区各大城市,并录制CD唱片二十余张(套)。被评论誉为“音色优美”、“具有国际级水准的声乐伴奏家”。他曾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节上演的《弄臣》、《茶花女》、《伤逝》等多部歌剧中担任音乐指导;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策划并与多位著名歌唱家合作演出的“完全艺术歌曲”系列音乐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他是中国多所音乐院校的客座教授,经常应邀在许多艺术院校及各种音乐节期间进行学术讲座和公开教学,在各类音乐会中担任导赏,并经常在电台、电视台担任音乐普及节目的主讲嘉宾。

作为室内乐钢琴家,张佳林是“基因”钢琴三重奏组(DNA Trio)的创始人之一,自2005年成立以来,应邀在国内各大城市举行巡回音乐会,广受好评,专辑《基因三重奏现场录音》2009年由中唱广州公司出版。

张佳林是中国艺术家协会青少年教育委员会的专家艺术顾问。曾在北京、上海的各类音乐报刊、杂志上发表音乐评论百余篇,并策划多场兼顾学术性和欣赏性、富于新颖创意的音乐会及讲座。著有《钢琴演奏与伴奏技巧》一书。


      古典音乐“不挣钱”

张佳林      2012.11.19

 

 

 

在飞机上与一位1937年出生的英国老先生聊天,听说我们是去伦敦开音乐会的,他表示从小就对Classical music(我国翻译为“古典音乐”)感兴趣。于是我和他提起两位20世纪前半叶英国在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钢琴家:赫斯(Myra Hess)和所罗门(Solomon),没想到老先生完全没听说过;我再提起20世纪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梅纽因((Yehudi Menuhin),他说知道,但也仅仅是听说过;于是我说The Beatles(甲壳虫乐队),他连声说“yes,yes!”显然这个他是真熟悉。

以前常听人抱怨国内古典音乐环境不好,音乐知识不普及,“乐盲”占大多数、很多人分不清“演唱会”和“音乐会”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其实在我接触过的非音乐专业或音乐发烧友的欧、美、日等国人士,对古典音乐真正了解、懂得如何去欣赏的也是极少数。在欧洲也有不少机场安检人员不知道大提琴是什么东西;伦敦机场的边检官员也想了一下才反应过来“Recital(独奏或独唱音乐会)”是什么意思——显然对他而言这也是一个生僻词。区别在于,在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所有人对古典艺术都抱有尊重、虔诚的态度,他可能不懂,但是一旦有机会,会很认真的听。哪怕是开旅游大巴的摩洛哥裔司机,听说乘客都是“古典音乐家”,态度也一下变得热情与和蔼;而在国内很多人士的意识中,只有自己能搞明白的才是好的,听不明白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这谁听得懂”。音乐家在很多官员和富豪眼中,就是请来彰显自己“品味”或在社交圈内显摆的道具,音乐家必须表现出无比的“荣幸”和“感激”他们才觉得正常。

在英国听说政府曾经在中学搞过一个调查:谁是你最崇拜的人。结果得票在前列的全是爱因斯坦、莎士比亚、歌德等等科学家、文学家,而比尔.盖茨、巴菲特、奥巴马、卡梅伦等富豪、政治家反而排名靠后。我想如果要是在国内也做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很可能是反过来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国人普遍患有轻度焦虑症,且个个满腹牢骚:如果以科学、艺术家为榜样,在学习、了解和欣赏科学、艺术的过程中,人会慢慢变的理性、宁静、深刻,形成一种良性“精神新陈代谢”;而以巨商、政客为榜样,又生活在一个处处都有潜规则的环境中,如果不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紧张与失落必然如影随形,焦虑与暴躁便成为无法抑制的宣泄。其实国内的很多“艺术家”同样是焦虑症候群:一开始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有展现的机会不得不去“拉赞助”,而在和诸多富豪交往的过程中,对他们奢侈、高度物质享受的生活逐渐从羡慕、追求到习惯,最后已经无法适应过去相对“清贫”的生活。从为了艺术去“扎钱”,最终变成了为了“扎钱”去卖艺,艺术家被纸醉金迷的生活异化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现今这么一个高度商业化的时代,作为逐渐成为“博物馆艺术”的古典音乐,其从业者没有发家致富的必然理由,更不可能有如金融资本运作家般巨大的利润和财富。古典音乐家不应该清贫,但也不可能暴富,即便暴富也不可能是单纯靠音乐创作、演奏或演唱获得的。除非是到了卡鲁索、克莱斯勒、帕瓦罗蒂、卡拉扬、朗朗那样,其本身的世界性知名度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运作的“资本”,再有经纪人的成功运作,才有可能跻身顶级富豪之列——但一百年来这样“幸运”的古典音乐家又有几个?从事古典音乐职业,就意味着“出名”是个意外,古今中外,能够成为大众明星的艺术音乐家寥寥无几。像赫斯、所罗门这样已经跻身世界顶级音乐家的大师,在他们的祖国也做不到“家喻户晓”;在国内,且不说像刘少椿、管平湖这样20世纪初的古琴泰斗,如果街头随机采访老百姓,又有几位能说出一两个如今活跃在舞台上“国乐大师”的名字?那些因为特殊历史时期或特殊社会事件而一夜成名的艺术家,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也不全是他们的艺术,更多的是一种好奇和对知名度的崇拜,况且这种“意外”完全无法把握。因此想出大名、发大财,别搞古典音乐。

其实很少有艺术家是为了当明星、发财致富而选择艺术职业的,一开始大家都是很单纯、理想化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如果所在的环境是一个尊重艺术、崇尚智慧的环境,艺术家就可以一直单纯下去,为了理想而创作、生活,因为虽然他们可能一直不知名、不富有,但同样能够受到广泛的尊重和理解,对于大多数艺术家而言这就足够了;如果所在的的环境是一个拜金、崇尚特权的环境,艺术家就必须追逐名利、为了得到能够决定自身命运的个别人的认可而创作,因为如果名气不够大、也不富有,就得不到平等的尊重、得不到社会甚至自己的亲人的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艺术家坚持自己的艺术准则和信仰,其实是在和整个社会对抗,可敬,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长期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古典音乐挣不了大钱,但如果挣不了大钱也能够获得尊重与自信,这个社会才有可能、有资格探讨文化建设与品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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