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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清华

绵绵手足情,同沐清华风

 
 
 

日志

 
 

心中的北院—(浦汉昕 浦江清之子)  

2012-11-17 19:41:55|  分类: 身边的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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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北院

已是深秋,我踏着簌簌的落叶,走上北院的小土山。一到了山脊,眼前就是熟悉不过的北院东北一角。一别四十余年,蓦然相见,虽有准备,心中仍然微微一震。山下是一片略成方形的空场,它的东、北两侧是两排两家连为一体的灰砖灰瓦的平房。房前的马路靠空场的一侧依然是一棵棵高高耸立的杨柳。然而,即使在淡淡的秋阳之下,这一切也不再有昔日的光彩。两排房屋灰暗、破旧,象衣衫褴缕、驼背弯腰的老人。用各色布料、纸板遮掩的门窗,象老人两视茫茫,混浊的眼睛。我急切地寻找北院十号,它应该在对面那排房子的中部,那是我过去的家。我居然几乎认不出它了,十号的阳台上盖出了一间简陋的砖房,象地震棚,它遮掩了原来的玻璃房和前门。十号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颓然地坐了下来。然而此时我听到脑后一阵矶矶喳喳的声音:“是那个男孩,是那个男孩。”原来我一坐下,矮了半截,酸枣、荆条灌丛竟然认出了我。是的,我就是当年的那个男孩,我回来了。当年我们是那样的亲密,咱们一样高。我一手拨开荆条的枝叶,一手驱赶嗡嗡飞舞的蜜蜂,走在你们中间,你们牵动着我的衣裤。我至今记得你们在烈日下散发的腻人的香味。

山顶正中那株巨大的檜树,似乎也从睡梦中醒过来,喃喃地向我问候。它那巨大的树冠,罩住了半个小山头。它的主干粗而直,没有人能从那里爬上去。但它有一伸得长长的侧枝终端,能用双手够到。我吊上此侧枝,竟然爬到了这株高大的檜树上。这侧枝就象是老檜树欢迎孩子们的手臂,将我们这群小孩一个又一个接到它那宽大的怀抱里。我的到来,显然勾起了老檜树久远的记忆。呵,那些美好的岁月,那阳光、那清风、绵绵春雨、暟暟白雪,还有你的一群小朋友,你都细细密密,实实在在地记录在你那粗壮的躯干里。我真羡慕你呵。

“百昂”我突然听到了一个最熟悉的声音。

“回家吃饭了!”这是妈妈在十号的阳台上叫我。阳台上简陋的 “地震棚”突然消失,妈妈刚从玻璃房前门中走出来,身后的纱门咣礑一声随后关上了。妈妈穿着藏青布袄,一头黑发,烫着四十年代流行的大花式样。

那个孩子,小小的、瘦瘦的,穿着蓝色背带裤,飞快地跑下土山。我在门口迎上了妈妈。

“一天到晚在外头野,快去洗手。”

我象旋风一样冲进家门。

我出生在一九四一年日寇占领下的上海。母亲说,在那艰难岁月,百物昂贵,所以我的小名叫“百昂”。五七年父亲在北戴河疗养时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出生那年德、意、日法西斯、军国主义最为猖獗,德国法西斯夏天进攻苏联,日本十二月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那也是世界最黑暗,人们心中的希望最渺茫,最难熬的日子。苦难,是我生命的起点。

进家的第一间,是东南两侧都是玻璃窗的门厅,我们称为玻璃房。再进去是客厅兼书房,房间进深长,只在东边有两扇窗,因此不很明亮。写字台排在后窗口侧面,隔出了父亲专用的小天地。后墙排满了比人还高的书箱,褐色的、黑色的,书箱盖上刻着铜绿色的篆字“简盦行箧”。写字台上伏案工作的父亲,虽有窗口射进的光线照亮,但他的幽暗背景,颇有几分神秘。这么多的书,到处都是书,线装书、洋装书,不用说书中每页都印满了密密麻麻、令我敬畏的鸟迹虫书,有的大部头的书居然还向我的体力挑战。书籍在父亲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三十五(民国)年返北平后,取回书物,几乎全部保存无恙。”从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父母离开北院南下,痛失家园,颠沛流离将近十年。而复员以后,重返北院居然又重新拥有了摆满藏书的书房,能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父亲的喜悦之心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整天和书打交道,经常翻书、搬书。他穿着长袍,蹲下站起,打开书箱盖,取出一摞一摞的线装书,放在地上,放在桌上、椅子上,翻翻这,翻翻那。父亲抱着一部部书从书房搬到玻璃房,又从玻璃房搬到书房。玻璃房除了东南两面是窗户外,另两面墙都摆满了顶天立地的书架。父亲确实是乐在其中的“书蛀虫”。而我,一天到晚在小土山上跑,如何能理解父亲的精神世界。在古色古香的一角书房,父亲生活在特有的信息世界之中,他神游古今,仰望深邃古远的楚国星空,纵横东西,“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朝食玉英,夜饮琼浆;那里有湘神河伯,对歌共舞,玉佩锵鸣,兰蕙飘香。父亲正是在北院的这段时间,接替闻一多先生在中文系讲授楚词,并从事和完成了“屈原”和“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等写作与研究。

从一九四六年重返清华园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搬迁北大,我们在北院居住的短短六年,是经历八年抗战,骨肉离散之后全家团圆的温馨岁月。

三七年父亲随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后,又辗转到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母亲因怀着姐姐回到松江老家居住。父亲在四零年休假期间,经安南回上海探望妻女。休假期满,父亲又向西南联大请假,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一年。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从安南回滇之路也阻断。四二年夏,父亲决心不坐困于沦陷区,不顾江山万里,只身自沪启程从陆路返滇,以践西南联大之约。父亲在宜兴芦苇荡乘船,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日寇封锁线。他在六月三日的日记中写到:“午时……大雨如注。午后四时许,要通过警戒线。……至桥下,桥下有木桩三,加铁丝其上。舟人遂前拔一桩,桥上望风者有四五人之多,船疾摇而过,舟人又回舟将桩放好,以石敲之下。此时间不容发,倘为日哨兵窥见,我皆无死所矣。”到达安徽屯溪时,上饶、鹰潭已被日寇占领,已不能按原计划横穿江西,只得南行绕道闽、粤返滇。旅途最好的情况是搭上长途汽车,但也有一连数日,步行几十里山路。父亲素有胃病,一路风寒劳顿,胃病频发,在闽又染上了疟疾。父亲以此病弱之躯,历时六个月,行程八千里,跨越九省,横贯南中国,实以性命相搏;一介书生,历尽磨难,饱尝艰辛,而报效祖国、献身学术的浩然之气,沛乎塞天地。

四六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到松江与我们团聚,然后举家乘海轮北上,回到魂牵梦绕的清华园。全家在北院故居安顿之后,父亲寄情于诗:

旧日园林认梦真,逢迎握手笑相亲。

十年辛苦天涯泪,万里归还劫外身。

提抱无家儿女大,枕衿长隔鬓华新。

关山此时犹鏖战,知是同胞是敌人。

这是一段充满希望的日子,人们的心中萌生美好的未来。四八年在我将要上小学时,父亲给我起了大名叫“汉昕”。我记得父亲一边和母亲讨论,一边手头搬弄几本厚书 ---- “辞源” 、“辞海”。“昕”字的解释是“朝也,日将出也”。希望,在我生命中成长。

但是小孩子如何能了解大人们的世界,如何能知晓中国人似乎与生俱来的苦难与忧患。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就已经打响。四八年鏖战已从“关山”逼近华北,清华也未必是世外桃园。

那时家里订有“小朋友”杂志,当时我虽不识字,但也每每盼望新的“小朋友”到来,看其中的图画和听姐姐讲解。有一期“小朋友”中有一页诗画配。画中是炮火摧毁的房屋,地上躺着死人,旁边坐着一个孤儿。这首诗大体是:

我有一个可爱的家,

家中有爸爸、妈妈。 

…… 

流弹打中了我的家,

流弹打死了我的爸爸,

流弹打死了我的妈妈。

我没有了我的家,

我没有了爸爸,

我没有了妈妈。

姐姐从小就喜欢诵读。姐姐和其他小朋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这诗句。我看着图,听着诗句,心中充满了恐怖。为了排除这种恐怖,我更大声地喊着这可怕的诗句,爬到方桌上,直挺挺地躺在凉凉的桌面上,闭上双眼,感受冰凉和黑暗,努力体验死的滋味。

战火迅速蔓延,终于有一天北院听到了隆隆的炮声。这段时期,父亲的日记有详细的记述。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虽然“早上风声已紧,有谣言说南口已失,共军到了沙河。”但家中仍按原计划请客。客人有朱自清夫人朱伯母,姐姐的成志小学老师、白颖仁老师和我的成志小学老师、李宝淑老师等共七位。席间大家谈得很起劲,说:“这一席也许可以永为记念,并且希望今夜睡一个好觉,到明天醒来,局面已经完全改变,没有战争,而我们已被解放了。”客厅燃起了壁炉,熊熊的火焰给围坐的主客送来了温暖,也增添了诗意。第二天,上午父亲仍去讲课,给中国文学史班继续讲“楚辞”的“天问”和“九章”。“下午炮声很紧,且闻机枪声。知清河撤守,火线离清华园不远。”为安全计,全家携带铺盖到图书馆避难,我们一家和朱伯母家及黄子卿一家占据了图书馆一层的中文系办公室。我只记得铺盖打开后,姐姐和我兴奋得很,到处乱爬,直到呆呆地坐在铺上的女佣刘妈说:“这是逃难啊!”我们才被迫安静下来。原来“逃难”也十分有趣,少儿岂知愁滋味。当晚“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夜里隆隆炮声不绝。”两军曾在北院后墙外接火,幸好没打到校园内。北院安然无恙,唯一的不幸是流弹打伤了王竹溪家后院养的一头猪。十四日国军开始撤离清华一线,解放军已包围了北京城。十六日“园内已充满了愉快的情绪。某太太说清华园真是天堂,这样一个大转变,一点也没有事情。”

我从山顶上站立起来,意识到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北院了。去年春天,我送走了妈妈,不久我将回美。我决定要沿马路走一圈和北院最后道别。土山脚下,第一家是北院十六号朱自清先生家。尚未走近它,先遇到房前的一滩污水和一堆垃圾。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闻一多的“死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

然而闻一多先生,朱先生是您的好友,您不能杀风景哟。来到朱先生的故居,当吟诵闻一多的“红烛”,“一句话”。但是,且慢,那句话里有敏感词吗?

朱自清的旧宅虽然破旧,但基本保持原样。房前的水泥阳台自然更破损,门窗边框的油漆斑驳脱落。过去从亭子间的窗口总能一眼望见对面墙上挂的一幅字,那里也是朱伯伯书桌的位置。现在窗户被遮住,遮住了更好,留下意想空间。有意思的是大门横楣上,一块小碎镜片依然钉在几个铁钉中间。妈妈说大门上的镜片是为了照去不祥之物,使它不能进门。

那时我尚未识字,但从父母和姐姐的言谈中,晓得朱伯伯是和“背影”联系在一起的有名人物。我印象至深的倒不是他的“背影”,而是他沉静、庄重的长者形象。他是常穿西服,并用“斯的克”(手杖)的重要人物。

但是也有例外。四八年元旦,全家到照澜院余冠英先生家参加中文系的新年联欢晚会。中文系的联欢会,根据我的经验,节目大体是相似的,往往少不了周妙中先生的舞剑。然而这次却没有她的舞剑,但多了一项新节目。这是最后一个节目,在昏黄的灯光下学生们扭起了秧歌。大家发现朱伯伯竟然也在其中,而且化了妆,穿得花花绿绿,手里挥舞着手帕,特别带劲。此时全场活跃,气氛热烈,大家都笑着,鼓着掌给朱伯伯加油。

朱自清先生一生追求进步和民主,堪称自由民主战士。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越来越坚定地为理想的民主新中国奋斗。他写道:“中国要从民主化中新生。贤明的领袖应该不坐在民众上头,而站在民众中间;他们和民众面对面,手挽手。他们拉着民众向前走,民众也推着他们向前走。民众叫出自己的声音,他们集中民众的力量。各级政府都建设在民众的声音和力量上,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而努力。这是民治,民有,民享。”他确信:“ 是的,在我们面前的是胜利的中国,在我们望中的是新生的中国。可是非得我们再接再厉的硬干,苦干,实干,新中国不会到我们手里!”这滚烫的文字,是温文而雅的“背影”及“荷塘月色”的作者写的吗?这多麽像拍案而起的闻一多爆出的一句话:“咱们的中国!”这一句话说出未必不是祸,这一句话至今能点得着火。

四八年朱伯伯的胃病愈来愈严重,身体日趋衰弱。春夏之际有一段时间,朱伯伯、朱伯母每天傍晚散步走过我家门前。

“朱伯伯、朱伯母走过来了。”晚饭后,姐姐趴在窗前喊叫。我也急忙跑到窗口张望,但见朱伯伯、朱伯母肩并肩地缓缓地迎着落日在我家门前的马路上走着。朱伯伯穿着西装,似乎没有带“斯的克”。

淡淡的余辉洒满他们的前身。朱伯伯白晰的面孔,高而宽的额头,闪亮的眼镜和闭紧的双唇被光线雕刻得分外清晰。朱伯母搀着朱伯伯吗?记不得了。只记得两人靠得很近,齐齐地、缓缓地前行。

父亲和母亲也都站起来,望着窗口。等到他们走过窗口变成背影时,父母开始谈论朱伯伯的胃病,以及他们这样天天的散步已持续了多久。然而,后来朱伯伯、朱伯母就不再是天天散步了,于是父母就讨论已有几天没有看见他们走过来。再过后便是当年八月份朱伯伯逝世。余辉中那张沉静的面孔永远消逝,变作淡去的背影。

我听说在荷花池畔立了朱自清的大理石雕像。朱自清是一位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但他的心是滚烫的。这是一颗生于伟大民族、苦难时代的博大爱心。他那不朽的文字,将人性的至善至美之情,点点滴滴浸润读者的心灵,有如 “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他是寡言的,双唇闭紧的时侯多,然而我真不愿意看到它变成再也说不出话的石头。

朱自清的隔壁是张青莲先生。清晨能看到张先生在门前舞剑。十四号是王瑶先生,有时马路上走过能听到王瑶先生的高嗓门。或许这和他自己所说“课堂上马克思,回家法西斯”有关。隔壁张结珊先生既非马克思,也非法西斯。他原是国民党在苏联的使馆人员,解放后回国在清华教俄语,因此不久就在政治运动中陷落。据闻张先生五七年划为右派,并送去劳改。东边一排房子的最后一家是化学家黄子卿教授。北边的一排房子东边自十二号宁愰家开始,宁愰先生是航空系教授,五二年院系调整后去了航空学院。

北院的房子原本是两家连为一体。五零年为了多安排一些住户,相邻的两家各割出二间成为新的一户。十一号,十二号之间住进新割出的一户是刚回国新婚的李赋宁夫妇。十一号是杨业治先生。杨伯伯是徳国语言文学专家。

十号就是我家“浦宅”了,家父浦江清是清华中文系教授。父亲1926年来到清华,那时他22岁,风华正茂,刚从东南大学外文系毕业,经吴宓先生推荐作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陈寅恪教授的助教。从此父亲的学术生命、教学生涯就紧密地和清华联系在一起。1936年父亲回故乡松江与母亲结婚,随后同回清华住北院九号新居。因此我家四六年十月复员回北院时先住在九号,由于原住十号的西方史学家刘崇鈜先生提出与我家对换住宅,我们就搬进了十号。刘崇鈜先生在解放前就离开了大陆,去了台湾。九号和十号之间割出来的新住户是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吕伯伯和父亲是东南大学的老同学,好朋友,现在同在中文系任教,两家又只有一墙之隔,如此缘分,实为人生难得之乐事。

当我走到十号房前,我努力压抑想走上水泥阳台,趴到窗口上窥探的冲动。我也曾想穿过十号和十一号之间狭窄通道,幻想“走进过去”。但我怕探头谈脑而被人盯住,另外也怕破旧的房屋,看得越仔细越不是滋味,从而打消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行动。我不曾停留,也没有过多张望,缓缓地走过那熟悉的灰砖房。当然不再有人开出门来唤我,幸好也没有人在窗口内指点我。周遭都静静的,容我默默地走过北院十号,我的双手似乎触摸到了那破旧的门窗和阴凉的墙壁,我的心在搜寻它内部每一个熟悉的角落。周遭都静静的,容我默默地走进过去,我听到了亲切的呼唤,我晓得他们在等我。

那时候北院小孩很多,似乎每家都有两三个,因此决不如此沉寂。天气好时空场上少不了小孩们踢球,玩游戏,或在小土山上追逐,两拨人玩所谓的“口令”。夏日的夜晚还在山脚下点燃篝火,我们一个个从飞腾的火焰上跳过去,只当自己是飞舞长矛木棒的野蛮人。

草木初绿,春日如烟,北院像在水晶球里一般澄明清澈。家家的门窗都敞开了。杨伯母手捧小茶壶,立在玻璃间里,从窗口看我们在空场上踢球。练完了钢琴,穿着花裙子,头上打着蝴蝶结的杨姐姐,嘭的一声弹开纱门,冲了出来,一跑一跳地奔向空场。

杨伯伯唤一声“浦公”,便直入家门,父亲应声从写字台后的座椅上站起相迎。杨伯母更是家中常客,她是有名的“女高音”,一来家里就热闹起来。杨伯母还经常带来清华园的“新闻”,那几年“新闻”也多。杨伯母的“新闻”,往往是有趣的,或经她述说而变得有趣。一次她说清华园里正流行“蓬察察”(即交际舞),并大有要拉父亲跳“蓬察察”的样子。

学术本来是超然独立的。杨伯伯和我父亲同样是和政治保持距离的学者。其实我发现北院绝大多数教授都是如此,他们的兴趣都在学术研究上。象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说,有三种人,一种人追求物质财富;一种人追求权力地位;而第三种人追求知识智慧。这第三种人称为爱智者,即哲学家。当然并不只有哲学家热爱智慧,许许多多的科学家,文人学者终身探索知识,追求智慧。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淡泊名利,更有意避开炙手可热的权势。

杨伯伯一生远离政治,解放后历次运动都幸运地通过,即使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也几乎安然无恙。然而只是几乎,不想终有一天,杨伯伯一回到家中,就大声呼叫杨伯母。那时他们住在北大燕东园三十三号楼上,杨伯母走出厨房,看到杨伯伯一屁股坐在楼梯口地板上喊道:“不好了,不好了,他们叫我‘精神贵族’,‘精神贵族’。”“ 精神贵族”一词确实高妙,显示了北京大学外语系革命派的高文化水准。所幸杨伯伯只在精神上受到惊吓,所谓触及灵魂,并没有伤及皮肉。其实“ 精神贵族”这头衔赠与杨伯伯也未必不贴切。杨伯伯确实毕生在宏丽的德意志文化圣殿中徜徉,沉缅于优美的语言、动人的音乐和字字玑珠的诗文之中。在那精神极度匮乏的岁月,“精神贵族”其实是令人羡慕的。即使贵为阶级弟兄,我也不愿沦为 “精神乞丐”,为“五毛”而折腰。

话说“精神贵族”杨伯伯在这段时间不能从事正常的教学及研究,他却有了更多的时间锻炼身体。他常到北大体育馆打乒乓球,打得相当不错。他还采取了更为方便的锻炼方式,不知从何处找到了几块大石头,在楼下院子里从东掷到西,从西掷到东。如果你在楼上客厅里,你能听到“巨石”砸地的冬冬声。虽说这种运动气闷、单调、原始,比不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政治运动,但我感到从中体现了杨伯伯特有的一种德国精神:贯注人生的意志力。杨伯伯活到九十六岁高龄,我想和他晚年坚持运动大有关系。

清华聚集了一批献身科学,追求智慧的学者教授和莘莘学子,他们和追求物质财富、权力地位的人群全然不同。物质财富、权力地位既是独占的,又是有限的。物欲的追求即使取之有道,也少不了相互争斗,更不消说非道德,乃至非法的巧取豪夺,更是有我没你,甚至你死我活。也有人追求权力地位时头戴光荣和高尚的光环,但最终不免陷入物欲的泥淖。知识和智慧不是物质,是精神产品。它们本质上是共创,共享的。说它共创,是因为知识和智慧的任何增长,永远是同一株树上生长的枝叶,新结的果实。然而,知识和智慧不仅不排斥,而且特别需要个人艰苦的脑力劳动,它往往是真诚的追求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天才创造。知识和智慧不可能永远窃为私有,不公诸于世。知识和智慧是一株有生命的长青树,被折断的枝叶早晚枯萎。知识和智慧只能共存共享,最终必然造福人类。因此,矢志献身知识和智慧,渴望真、善、美的人们,有幸赢得心灵的自由,拥抱正义和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清华既是学术家园,又是民主天地。自由和民主乃是水木清华的阳光和空气。清华的校园是美的,而且确实越来越美。但最美的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自由民主、学术独立的清华精神。

在北院的这些年,家中的客人很多。最受姐姐和我欢迎的是一批大学生。他们大多数是在清华读书的松江子弟及朋友的子女。他们的来访不仅增添了家中活跃气氛,而且带来了许多校内外的新闻。动荡的时局是大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那时候朋友之间心胸都是敞开的,无话不谈,不提防,不恐惧。清华气氛民主,学生社团经常在大礼堂上演进步的话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上演的陈白尘的“升官图”,辛辣地讽刺国民党当局。舞台上蒋介石的丑相,把我笑翻,着实让我兴奋了几天。当演此剧的一位演员来我家时,更让我高兴。

父辈朋友的来访偶而也引起我的兴趣。有一次冬天外面很冷,我回到家中想暖和暖和,见父亲和哲学家沈有鼎在吃饭间的炉旁。炉火正旺,炉上的水壶喷着股股水气。明亮的阳光从窗口涌进,使室内更加温暖。家里的花猫选择了最佳位置,蹲在炉旁的木凳上闭目打呼。沈先生斜倚在近桌的椅子上,父亲在炉前踱来踱去,手指夹着香烟,指着花猫说“譬如,这只猫…… 这是一只花猫。”我当然听不懂其它的话,只听见父亲和沈先生反反复复地说“这只猫……这 是一只花猫。”有趣的是这只花猫,对这两位的哲学探讨不屑一顾,心满意足地呼噜呼噜打呼,似乎在说:“当然我是一只花猫。有什么可讨论的,可笑。”

我很喜欢看父亲和王竹溪下围棋。虽然我不会下,我只能走五子棋。但我看到他们下围棋,就一声不响地站在一旁观战。室内非常安静,只有云子敲在棋盘上的啪啪声。直到最后一个棋子落定,一盘结束,双方开始数子,而后将棋子花花地收到棋盒中。这时王伯伯和父亲又说又笑,讨论各自的得失。

五二年我们搬到北大燕东园,父亲五七年逝世之后,我们又迁到中关园和王伯伯再成为近邻。王竹溪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有一段时间,我因思考地球表层演化的方向性,涉及热力学熵理论,我向王伯伯请教。他耐心地向我讲解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我问道:“那么自然界整体的总熵能否计算呢?”

他说:“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可以计算的,但计算的误差太大,结果没有意义。”

提起清华往事,妈妈经常说“王竹溪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是清华园里最年轻、最漂亮的教授。”我没见到风华正茂的王伯伯,我接触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无谓地消耗宝贵学术生命的王伯伯。

难忘的是我们两家都搬出中关园之后,有一年春天我到蔚秀园看望王伯伯、王伯母。王伯伯说“我最近骑车总感到很累。过去北京每修通一条新路,我总要骑车走一趟。现在骑不动了,不知什么原因。”我听后不禁黯然,不愿深想,只说:“是不是年纪大了,体力不如从前?”“不会,我去年体力还是不错的嘛。”

回家的路上我已感到不祥之兆。果然不久,王世珍就告诉我们,她父亲在北医三院诊断为肝炎后期。王伯伯已患肝炎多年,竟然一直没有发现。文化大革命时王伯伯随北大教职工下放到江西鲤鱼洲,那里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而且是血吸虫病流行区,因此北大许多人在干校或回京后患有肝病。直到七二年,杨振宁来访中国,提出要见恩师王竹溪,他才奉命从江西干校回京,执行会见杨振宁的政治任务。

八三年早春,我们接到了王竹溪先生的讣告。人去也,一代名师。

北排房屋的七号是叶企孙的旧宅。当年它是北院最为安静的一家。诺大一房子,只有叶企孙先生和一位男仆居住。叶先生深居简出,埋头教学和科研,与世无争。当我走过七号门前,想起衣着朴素,为人木讷的叶先生,也不能不联想到他悲惨的晚年。叶企孙先生是我国物理学一代宗师,清华物理系的创始人,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后他是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据统计,我国有七十九位学部委员是他的学生,或是他的学生的学生。我国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其中九位是他的学生,两位是他的学生的学生。王竹溪就是叶企孙的学生、周培源的学生。杨振宁又是王竹溪的学生。这是一群为人间盗天火的精英,谱系绵延,薪火承传。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为我国科学发展和清华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特嫌被捕入狱一年有半。出狱后他们并未放过古稀之龄的叶企孙先生,仍然对他实施无产阶级专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据闻,以后他又再度因特嫌入狱。刘克选,胡升华在“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一文中写到:“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叶企孙先生离开北院后,住北大镜春园,但他经常到科学院中关村去。那时我们家住北大中关园,在文革前有时遇到叶先生从科学院过来穿过中关园回家。中关村福利楼有一西式糕点门市部,叶先生喜欢到那里买糕点。据说他原来的男仆,是那个糕点部的大师傅。文革后期,有一次母亲说她又在中关村遇到踽踽而行的叶先生,他的背是更驼了,一手托着一块糕点,糕点下面垫着一张薄纸。他见到我母亲说:“那里,那里的糕点好吃,好吃。”母亲叙述当时的情景时连说:“真是作孽,真是作孽!”

悲剧还没有最终落幕。叶企孙先生二度出狱之后,重病缠身,小便失禁,两腿肿胀,不能行走,只能坐在一张旧藤椅上等死。这样一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最后沦为共和国的贱民、“罪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到底是谁作的孽?无人承担,也无人深究。这样的民族,不清算作的孽,如何能够走出愚昧和野蛮,如何能够“崛起”?这样的大学,不做深刻反思,如何能成为世界一流?

秋风起兮木叶落,我为叶企孙先生的悲剧人生哀哭;今我来思,中心如噎,我为自己作孽自己的民族哀哭!

叶企孙先生在作为特嫌审讯时反复说“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天地有正气,这句话应当铸在叶企孙先生塑像的底座上。献身科学,追求智慧的人的心灵无疑得到了净化。也只有純净的生命,才会成为智慧树的给养而被吸收。叶企孙先生的生命完全灌注到这棵长青树之中,在它的枝杆中涌动,催发枝头的绿芽和花蕾。

 

将知识分子比喻成附在皮上的毛,似乎生来低贱。知识分子确实有职业病,那就是追求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虽九死而不悔的犟脾气。因此当权者看来,知识分子比小人、女子还难养。如果知识分子是皮上的毛,那么谁人不是毛呢?人人都是附在人类社会这张皮上的毛,而且是同样的、平等的毛。把自己当作皮,无非是一种妄想。其实,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最基本的,实实在在的生产者。工人、农民生产物质,知识分子生产文化、精神,也就是生产信息产品。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信息生产者。这并不是说其他人不生产文化、精神,不生产信息产品,只是在当代社会中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专职从事信息生产的人群。信息生产是人类社会有别于自然界,有别于动植物最根本的特征,它是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之一。人之为人,就是因为人有精神,人生活在共同建造的信息世界之中。轻贱、迫害知识分子,摧残文化,钳制思想,是开文明的倒车,必然使社会回归愚昧、野蛮。

走完北院北排的房子,折向南面的第一家是四号,王竹溪的旧宅。我真想走过去敲它的门。我要再向王伯伯请教热力学问题,这次讨论人类社会中的负熵流和信息生产。

我将问:“那么,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量能否计算呢?”

他或许说:“从理论上说,人类社会的信息生产量应该是可以计算的,但计算的误差太大,结果没有意义。”

从四号到一号是北院西边的一排房子。一号是解放后回国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它的隔壁,一号、二号之间新的一家,当年门前总停放着两辆簇新的自行车,让我好生羡慕。它们的主人是新回国的谢以炳,李孝芳夫妇。李先生是我后来在北大的老师。

北院走了一圈,到了最后离别的时候了。我到“清华园北院旧址”的石碑旁,骑上了我的自行车。永别了,北院!然而我晓得,我永远也走不出心中的北院,他是我心灵独步的家园。那里有一所房子,它的大门永远对我敞开。

2010年5月记1995年的北院告别之行。

照片:

心中的北院—(浦江清之子浦汉昕) - qhyzd - 家在清华

 

                                                         1. 父母摄于一九五一年四月。

心中的北院—(浦江清之子浦汉昕) - qhyzd - 家在清华

 

                                         2.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全家重返清华,四七年摄于清华大操场南小桥上。

心中的北院—(浦江清之子浦汉昕) - qhyzd - 家在清华

 

                                                           3. 父母摄于北院十号门前,时间约为一九四八年。

心中的北院—(浦江清之子浦汉昕) - qhyzd - 家在清华

 

                                               4. 摄于北院十号门前,时间约为一九四七年。

心中的北院—(浦江清之子浦汉昕) - qhyzd - 家在清华

    

                                                   5. 全家摄于北院十号房前,时间为一九五零至五二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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