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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清华

绵绵手足情,同沐清华风

 
 
 

日志

 
 

最美丽的鲜花 —张 海 伯  

2011-06-06 18:56:08|  分类: 清华故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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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丽的鲜花 

张 海 伯 

(2011-05-25 05:56:55)

   这次咱们班的50周年大庆又没有机会和大家一起相聚了,十分的遗憾。咱们这个班是一个非常特出的班级,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创办于1959年,咱们这个班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第一班,当时全校只有这么一个班。这批学生是后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第一届毕业生,同时也是日后中国第一批从小培养起来的音乐家,所以严格来讲今年是咱们班52周年大庆。回想起来,我们这批人从小就在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长大,所以大家都是非常有感情的。尤其是回想起52年的风风雨雨,大家一起经历了多少政治风暴和艰难困苦,实在是不容易。如今大家能够有机会重新欢聚一堂,真是太难得了。在大家欢聚一堂的前夕,我再献上文章一篇以表示一点心意。我衷心的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张海伯

最美丽的鲜花(1)

   大家都知道我是在美国出生的,而且我的父母在美国还有很多非常要好的美国朋友。但是更具体的情况大家就不知道了,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是不能讲这些事情的。现在我们都已经这个年纪了,我想我应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了。因为我的故事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故事,它是一个反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的最美好,最动人的故事。

   那是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那时的中国真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但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国民政府还是拔出了一些钱来向西方国家派遣了一批留学生。我父亲就是通过严格的考试获得政府奖学金的那批公费留学生之一。(我母亲是自费生。)这批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例如杨振宁博士就是那批学生中的一员,他后来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中国人。赴美后我父亲念的是斯坦福大学,学的是材料力学。我母亲念的是圣 . 玛特奥大学,学的是经济。

   斯坦福大学座落在旧金山湾区南面的帕鲁奥托,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在镇上有一家书店,书店的主人名叫“海伯特.贝尔”,他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热心的美国人。由于我父亲总是去书店看书,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海伯特先生经常请我父亲去他家里作客,并且还把他的美国朋友们也介绍给我父母。这些朋友都是一些非常热心,又非常善良的美国人,他们也很快就和我父母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父亲不仅英文非常好,而且对于中国的古典文学也很有研究,他时常会把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诗词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这些美国朋友们。而我妈妈从小就能歌善舞,她在小学时就开始在舞台上表演一些当时的儿童歌舞剧,例如黎锦辉的麻雀与小孩。所以当大家一起在我教父家里聚会的时候我妈妈有时候会为大家表演一些中国的京剧片段,而这时候我父亲就在一旁把剧情和台词都翻译成英文讲解给大家听。很快这些美国朋友就对于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非常佩服我父母的才华,并且很快就把我父母当成了最要好的知心朋友。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几十年以后当这些美国朋友们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充满了最美好的回忆。他们讲:“那时大家都还年轻。吃过晚饭后一起来到我教父的花园里,在月光下畅谈,并且欣赏你妈妈的中国艺术表演……”

   在斯坦福大学,我父亲的导师是当时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力学专家铁木辛科先生。铁木辛科原本是俄国的一位贵族,十月革命以后他离开苏联定居美国,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有贡献的力学专家,他在当时被称之为活着的牛顿,是力学界的泰斗。美苏解冻后他曾经以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领美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联当局提出愿意出比美国更高的价钱请他回苏联工作,他拒绝了。作为书店的老板,海伯特先生当然也认识这位科学大师,于是很快海伯特先生就从铁木辛科那里了解到我父亲的情况。他后来告诉我说:“你父亲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看到铁木辛科的著作以后发现里面有错误,于是就写了封信给铁木辛科指出书中的错误。铁木辛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他的书在世界各地发行,这么多的科学家和教授都没有能够看出其中的错误,最后竟然被一个中国年轻人看出来了。”  所以我父亲到美国以后就做了铁木辛科的研究生,并且一直受到铁木辛科的另眼看待。

   我父母决定要结婚了,于是海伯特先生和那些热心的美国朋友们全都一起帮忙张罗。婚礼就在他家里举行,然后蜜月也就在他家里度过。那天他不仅请了很多美国朋友,而且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都来了,那可真是热闹极了,以至于几十年以后我教父谈起当时的情况仍然非常兴奋。结婚后我妈妈怀了我,我父母迫切的需要租一个房子来生我,但那时中国留学生要租个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海伯特先生又亲自出马去租房子。房东问他是谁来住?他拍拍胸脯说是自己住,房东自然很爽快地把房子租给了他。海伯特先生立刻帮助我父母搬了进去。房东一看不对,去找他交涉,这时只见他把脸一板说道:“房子我已经租下来了,张先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要他住在这里他就可以住在这里,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了……”由于海伯特先生在当地是一位颇有些名气的人物,房东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但是有了房子没有家具,怎么办?于是他又到处去借家具。东借一点,西借一点,很快一个很像样的家就布置起来了,所以我才能够顺利的生下来。我出生后为了表示对海伯特先生的感谢,我父母给我起名为“Herbert Chang”, 也就是“海伯特. 张”。这就是我的中文名字“张海伯”的来历。同时海伯特先生也做了我的教父,成为我的监护人。

这是我教父在书店里工作的情景。

最美丽的鲜花 —张 海 伯 - qhyzd - 家在清华
 

最美丽的鲜花(2)

 

    我父母在美国留学的时光是非常美好的。时间过的很快,转眼间我父亲就毕业了。我父亲的老师对他非常赏识,希望他能够留下来。他对我父亲讲:“现在斯坦福大学没有空缺,但是德克萨斯大学正好有一个很好的位置。我帮你联系过了,没有问题,你可以先去那里工作,等以后这里有了空缺我再想办法把你转过来。”在当时这对于一个中国留学生实在是太难得了,尤其是得克萨斯大学是一所非常好的大学,里面的理工科非常的强,但是我父亲却坚持要回国。现在年轻一代的中国留学生恐怕都很难理解我父亲当时的想法,所以我不得不讲一讲这个问题。我父亲那一代人是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他是1937年上的大学,那年他同时考上了几个大学。他的第一志愿是上海交大,本来他是要去上海交大报到上学的。但是那年暑假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了,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上海成了战场,我父亲无法去上海了,于是他就去了第二志愿的浙江大学。到了浙江大学以后没有多久学校就不得不向内地撤退,我父亲年轻力壮,被分配在学校的最后面担任掩护任务。当时他们都发了枪,临行前竺可桢校长(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发给每人一个金戒指。他说:“如果你们走丢了就把金戒指卖掉当作路费,然后再想办法找到学校。”这一切对于当年这些年轻的学子们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那真是国破更觉江山美,乱世更觉骨肉亲。后来我父亲对我讲当时已经是冬天了,一路上退下来的的国军官兵还穿着夏天的单衣,冻得发抖。他把自己的毛衣脱下来送给士兵,但是士兵们坚决不收。我父亲讲这些士兵后来可能全都战死了,事实上抗战初期的那批老兵后来基本上全都牺牲了,他们都是真正的民族英烈。

 

    学校撤退到了贵州遵义,日本间谍早就盯上了这所学校。日本人很清楚这批年轻学子的重要性,他们知道只要消灭了这批优秀的人才,中国今后就无法发展起来。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就像偷袭珍珠港一样,日本飞机突然出现在学校上空,对学校展开狂轰滥炸。幸亏学校早有准备,事先已经挖了防空洞。那天早上大家还在睡懒覚,警报一响,人们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跑进了防空洞。结果学校受到了相当的损失,但是人员并没有太大的伤亡。日军的轰炸不但没有把学生们吓倒,反而使得大家更加同仇敌忾,坚定了爱国心,立志今后一定要把中国建设得强大起来,让中国再也不受欺负。多少年来我一直是很钦佩我父亲这一辈人的爱国精神。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的一个老同学来看望他,他们非常兴奋地谈起学生时代的往事。他们谈到当时法国人在乌江上修了一座大铁桥,我父亲和几个同学步行一百六十里地去看这座大桥。他们到达桥边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大家仍然非常兴奋的研究这座大桥,并且立志今后一定要为中国造出更大更好的大桥。这就是当时的中国大学生,那一代的中国大学生都是非常爱国,非常有理想的。所以老一代留学生毕业了以后很多都毅然回国,报效国家,而不像现在年轻一代的留学生毕业了以后都要留在美国。

 

    我们全家要回中国了,这使得我们的美国朋友们都非常的伤心,大家在一起很有感情了,这些美国朋友希望我们留下来,但是我父亲坚持要回国。他对我教父讲:“我是国家用公费派来的留学生,我的奖学金都是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工作挣来的血汗钱。我现在亏欠了他们,所以我一定要回去为他们工作,报答他们对我的培养。”多少年以后当我教父向我谈起当时的情况时仍然非常佩服地对我说:“你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当我教父意识到无法把我们全家留下来时,又提出了那就把小海伯特留下来吧,因为美国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要比中国好得多,小海伯特在美国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我父母听了以后感到也有道理,于是就提出现在孩子还太小,留下来会给你们添很多的麻烦,不如先带回去等长大一些以后再送回来上小学。我教父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就这么定了下来了。

 

    临走的那天很多美国朋友都去送我们,他们请我们一家人到旧金山的唐人街中国餐馆吃了一顿饭,然后送我们上船。上船之前大家一起照了一些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那时大家都还很年轻,同时也可以看出我们家的这些美国朋友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诚恳,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好的美国人。我们走后我教父把借来的家具一件件的还回去,又把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退回给房东。我教父告诉我他当时是很伤心的,他不愿意让我父母再去忙这些事情。他说:“你们放心的走吧,这里的事情你们就不用管了,由我来负责”。与此同时我们一家人则坐着轮船向着我父母日夜思念的中国驶去。

 

  以下照片是我们家回国时的情景。

最美丽的鲜花 —张 海 伯 - qhyzd - 家在清华
 

这是我父亲回国之前与前来送行的美国朋友的合影 当时大家都还年轻

后排左二是我教母左三是我教父,右一右二是艾文斯夫妇

前排中间是比克福尔德,前排右一是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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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丽的鲜花(3)

 

    和当时所有的归国留学生一样,我父母是抱着一个美好的理想回到中国的,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事情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是1948年下半年回来的,1950年就爆发了朝鲜战争,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运动,像我父母这样的人士当然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也在全国展开了,当时叫做“脱裤子,割尾巴”,从这样一个粗俗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然后又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我父亲本来是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院系调整以后北大的理工科全都被调整到了清华大学去了,于是我们家就搬到了清华大学。接着又是一边倒的学习苏联,清华大学一下子就来了四十多名苏联专家,他们全都趾高气扬,完全不把中国知识分子放在眼里。过去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大都是西方国家培养出来的,这些人的水准非常高,他们不仅是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里毕业出来的,同时还是世界上是最优秀的大师们带出来的研究生。如果要是在西方国家,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会在这些苏联专家之上,而不是之下。现在忽然间来了这么一帮子苏联太上皇在他们的头上指手划脚,他们当然不服气。但在那时是不能公开反对苏联专家的,很多人只能在私下里抱怨。我时常听到我父亲在家里抱怨苏联专家不怎么样,他告诉我苏联专家曾经亲自跑到黄河边上去用试管采集黄河泥沙的样品,用飞机运回苏联去做分析,结果三门峡大坝的设计完全是错误的。同时他对于苏联专家给中国带来的那个教育体系更是十分的不满,他抱怨清华大学就连作息时间都要照搬苏联的,过去一堂课一个小时,现在要两个小时,结果讲课的人很累,听课的人也很难集中。在今天的中国,不用说是西方国家留学回来的海归派,就是一般的大学生也都不会再把苏联专家当成太上皇了,但那时的每一位苏联专家都是一位太上皇,而中国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二等公民,而这些二等公民又几乎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与苏联专家的意见相左。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吃惊地发现当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几乎全都是对的,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去做,中国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例如对于当时的院系调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几乎全都是反对的,因为这种办学方针会严重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但是他们的意见不起任何作用,一切都由苏联专家说了算,结果几十年以后中国的大学又不得不重新调整回原来的样子。这真是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在这次运动中清华大学当然是个重灾区。我父亲时常在家里抱怨:“这么多的人被打成右派,有的教授1956年才从美国回来,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有的班级所有的学生都被打成了右派…..”我父亲自己也险些被打成右派,我记得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有一次我父亲不得不整整一夜都不能睡觉去写一些向党交心之类的材料;还有一次某个领导,他原本是我父亲的一个学生,跑到我家里冲着我父亲大喊大叫,教训我父亲,事后我妈妈时常在家里哭。

 

    “反右”以后马上又是“大跃进”,三年困难,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清华的武斗是全国闻名的,离我家大约三百公尺就是一个机关枪阵地,每天晚上都枪声大作。后来学生自己造出了土炮,每打一炮我家的玻璃窗都振得嘎嘎响。在这种条件下我父亲仍然坚持搞一些研究工作,在枪炮声中搞研究工作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了。后来军、工宣队来了,清华成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六厂二校之一,那可真是左到了家了。我父亲被送到江西的鄱阳湖去劳动改造,那里曾经是一个劳改农场,但是由于当地是一个严重的血吸虫病传染区,所以劳改农场不得不搬走了。现在当局把我父亲这批知识分子送到那里去劳改,真是连劳改犯都不如,结果不少教师染上了血吸虫病。

 

    从劳改农场回来以后我父亲又被派去教工农兵学员。那时的这些工农兵学员全都不是通过考试进入清华大学的,他们的背景很复杂,他们的程度更是让人哭笑不得。有一道题是25加17。结果答案竟然五花八门。还有一道题是一个房间从里面量长还是从外面量长,结果班上分成两派争了起来。还有一个从边远省份来的学生从不来上课,但是他的宿舍里却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学校与他的单位交涉,单位的回答是我们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原来此人是某个单位派到北京来的办事人员,学校的宿舍就是他的驻京办事处,他根本不是来上学的。面对这样一批学生我父亲真是一筹莫展。他教书一直非常认真,就是面对这样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仍然亲自为学生批改作业,他时常一边批改作业一边摇头叹气,我要他别那么认真但是他做不到。而另外一个教师就很想得开。他从不给工农兵学员批改作业,而是让自己正在上小学的儿子给这些大学生批改作业。批改完了他连看都不看。我父亲太认真了。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他放弃了美国的舒适生活回到中国,就是为了报效祖国。但是回国以后他不但没有机会很好的报效自己的祖国,反而遇到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他真是伤心极了。我记得在那个年代里清华大学里的很多教授都是非常痛苦,非常压抑的,他们的脸上都很少有笑容,一年四季都绷着个脸。记得小的时候我家住在新林院41号,当时梁思成教授住得离我家很近,做了几年的邻居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笑过。我年纪还小,搞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老是绷着个脸。我甚至都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有生理缺陷,他可能生来就不会笑。我父亲当时的情况虽然要比梁思成好得多,但是他也是非常颓丧的,时常在家里咳声叹气。那时候我父母开始更多的讲起当年他们在美国留学时的往事,他们显然都非常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和那些诚恳善良的美国朋友们。对于我父母来讲他们与这些美国朋友之间的友谊实在是太可贵了,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困难的年代里,是这种纯洁的友谊给予他们极大的精神安慰,他们太需要这种安慰了。

 

    实际上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我父母与这些美国朋友的通信就被迫中断了。战争刚一结束中美两国一恢复通信我父亲马上就给我教父写信,我教父也马上就回了信,还寄来很多照片。那时我还是幼儿园的小孩子,我记得我父亲把老海伯特寄来的信和照片都拿给我看,他告诉我:“你是出生在美国的,你在美国还有一个非常善良的教父,他的名字叫海伯特. 贝尔。当时咱们家在美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多亏了老海伯特的帮助,咱们家才克服了困难,生下了你……” 我父亲还对我讲:“你今后一定要记住老海伯特对咱们家的帮助,希望你今后有机会去美国看看他。”所以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知道我在美国还有一个教父,同时我也知道我的名字的来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对任何人讲,因为在当时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那种环境下,就连幼儿园的小孩子都要懂得保护自己。

 

    我们家与老海伯特的通信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我父亲根本不理会这些,他认为我们家与这些美国朋友之间的友谊是无可非议的,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怎么看,这当然就给我们家带来了麻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清华大学力学教研组的人带着翻译来抄我们的家。当时力学教研组的人几乎全都是我父亲的学生,运动一来这些学生就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老师,而且这些人都是有备而来的,他们就是要把我们美国朋友的来信抄出来作为我父亲里通外国的证据。他们来势汹汹,连房顶,烟筒都翻遍了,而且还冲着我父母大喊大叫,非常凶恶。好在就在抄家的前一天我妈妈预感到有危险,把美国朋友的来信全都烧掉了。但是有一封比较近期的信她没有找到,没有烧。在这封信中老海伯特又一次提出要我去美国学习的想法,幸亏这封信夹在一本书中红卫兵没有看到,不然的话在当时这可能会给全家带来杀身之祸。在我们的中央音乐学院里就有两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抄家中全家都被打死了,我妈妈的敏感和果断救了我们全家。使我父亲极为伤心的是这次带领红卫兵来抄家的人正是他自己的研究生。平时我父亲在这位研究生身上付出了多少心血,对他真是好极了,可是运动一来他就翻脸不认人了,为此我父亲真是痛苦到了极点。直到后来我父亲和那个研究生一起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时有一天天气很冷,又下起了雨加雪,那个研究生脱下自己的棉衣披在我父亲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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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丽的鲜花(4)

 

    四人帮终于倒台了,文化大革命也终于结束了。邓小平复出以后有一天我父亲忽然被召到中央去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会议是由李昌主持的,李昌是当时中央负责科技和文教的重要官员,大约有四十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了会议。李昌在会上讲:“现在中央决定向国外派留学生,中央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你们都是一些与国外有关系的人士,希望你们先带个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去留学…..”。会后我父亲立刻给我教父写信,我教父很快就回信了。他不但为我做担保,而且还帮我申请了旧金山音乐学院。当我父亲看到摊了一桌子的申请表格,担保书和各种资料时几乎都要哭出来了。他对我说:“我是个中国人,但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老海伯特这样的帮助我。咱们家的这些美国朋友实在是太好了,你可一定要永远记住他们……”  

 

    那是1979年2月里的一天,很多的领导,老师,同学都到飞机场去送我,据说我是整个文化部第一个出国留学的人。真是没有想到,我原本应该回美国去上小学的,但是阴差阳错,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之后终于可以去美国上大学了。

 

    我终于又见到了我的教父,三十年过去了,他已经不像照片上那么年轻,但是看的出来,他那诚恳,善良,热心的性格还是老样子。由于我的坚持,我到美国以后第二天就去学校报到上课了。我刚到旧金还没有地方住,所以头几天只能住在我教父和比克福尔德先生家里。那几天他和比克福尔德分别开车送我去旧金山上学,他们住的地方离旧金山足有七十英里,那几乎是相当于北京与天津之间的距离了。我至今仍然记得头一天放了学他已经在学校门口等我了。我坐进汽车以后他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热狗让我吃,他怕我饿了。以后的几天他和其他几位美国朋友轮流帮助我去找房子,办理社会安全号码,银行帐户,图书馆借书证等等。然后他和比克福尔德每个星期给我寄一张支票,那是我一周的生活开支。他们怕我没有经验,一下子把钱花光,所以每周寄一次。然后他们又教我在美国生活的各种知识,使我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于是我教父又开始教我开汽车,我一开始不敢开快,我教父要我不要怕,大胆的开,我很快就拿到了驾驶执照。我在中国长大,来到美国以后自然会遇到很多困难,我教父对我说:“不用怕,只要我老海伯特还在,你就不会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多少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他当时讲这话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常热心,非常自信的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讲这话的神态。

 

    我回到美国有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我教父一家人都把我当做是他们自己家里的人,我也把他们的家当成了我自己的家。逢年过节我都是在他们家里过的,他们的子女也都成了我的美国兄弟姐妹。多少年来我的教母每年都要给我过生日,每次她都要问我你这次过生日想吃什么,只要我说我想吃什么她都一定会给我做。有一年我过生日。她送给我一个钱包,打开一看,她在里面放了两百美金。我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用这两百美金,最后我把这两百美金存到了银行里。我教父的女儿也是一个非常热心,非常善良的好人。我有什么困难她都会全力以赴的帮助我。在我编写和出版我的书的时候她给了我决定性的帮助,没有她的帮助,我的书是很难出版的。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美国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小提琴练习曲40首”,一本是“小提琴每日音阶练习”,这两本书都受到了相当的好评。非常遗憾的是我父亲和我教父都没有能够看到我的书,他们全都去世了,我的成绩来得太迟了。同时另外两位给予我很大帮助的重要人物也都没有能够看到我的书,一位是中国的司徒华成先生,他是中国老一代的德高望重的小提琴家;另一位是著名小提琴家“路易斯,克拉斯讷”,这位克拉斯讷先生曾经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勋伯格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由他试奏的,另外伯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献给他的。他们在我写作的过程中都给与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但是我更要感谢的还是我的教父和其他的美国朋友们,是他们帮助我回到了美国,也是他们帮助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才取得了一些成绩。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美国人,他们这样热心的帮助我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完全出自于内心对中国的友好和与我们家之间的友谊。当我的同学去见到我教父的时候都说:“你教父实在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我教父对我最大的帮助还是使我可以重新获得了美国公民权。我是出生在美国的,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有美国护照,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我必须在18岁的时候延续我的美国公民身份,不然我的美国公民身份就自动失效了。而我18岁时正好赶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我根本不可能延续我的美国公民身份,所以这条法律不修改我就丧失了我的美国公民身份。好在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在美国,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有权利对于美国的法律提出自己的意见。于是我教父和我叔叔联名给当时的国会议员“艾伦.克林斯顿”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的小海伯特 . 张18岁的时候在中国没有机会延续他的美国国籍,当时中国政府根本不允许他这样做。现在他有了选择的可能,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给予他选择的机会。”克林思顿议员还真的把这封信带到美国国会,于是美国国会在经过讨论以后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今后凡是像我这样的情况都可以再延续他们的美国公民身份。于是我又顺利地延续了我的美国公民身份,而且是美国国会专门为我修改了法律而延续到的美国公民身份。 

 

    延续了美国国籍以后我在美国的发展就容易得多了。在我教父和其他美国朋友的帮助下我不但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并且融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通过他们我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美国人,他们中间有一些甚至还是各个领域里的知名人士,这些人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有两位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都是我教父的好朋友,一位是我教父的邻居杜文奈克斯先生,他和他的太太菊瑟芬都是美国西部民主党内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个有钱人,但是生活却非常的简朴,有时候甚至会买旧衣服来穿,买来后洗两次再穿,省下来钱全都用于慈善事业。著名的 peninsula 学校就是他太太办的,他太太专门帮助印第安人的小孩子离开印第安人的领地进入学校学习,使他们能够接受现代化的教育,然后可以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生活,所以她在印第安人中间有很高的威望。杜文奈克斯先生有一个庄园。他在庄园里什么事情都自己亲自动手去做。他自己种庄稼,自己养牲畜,自己挤牛奶,做奶酪,自己钉马掌……他非常勤劳, 每天从早到晚都忙个不停。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 到了周末大家时常到他的家里去聚会。大家去他家都不用敲门,推门进去就行了, 就好象是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来的朋友不分贫富贵贱,大家一起度过一个非常快活的周末,他的家就是大家的俱乐部。这就是美国有钱人的生活,难怪美国的穷人都不仇富。我经常听到他们讲: “I am not against rich.”我不反对富人。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在美国有很多有钱人都把自己的钱捐出来去帮助穷人,像世界上最为富有的比尔 . 盖茨就把自己全部都的钱都捐了出来;钢铁大王卡内基为美国各地捐献了两千多个图书馆,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也是他捐献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眼前的杜文奈克斯可是我亲眼所见。我时常去他的庄园散步,亲眼看到他那简朴的生活以及和蔼可亲的举止。我不禁想起中国的有钱人,如果哪一天中国的有钱人也能够像美国的有钱人一样的优秀,那中国的穷人就不会再这么仇富了。

 

    另外一个人物也是非常特殊的,有一天我到我教父家里去的时候正好见到他正在和一位老人聊天,我的教母告诉我这位老人是美国开国大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曾孙。他已经九十多岁,不能开车了,是我教父开车把他接来的。他一直在这边做工程师,早就退休了。我听了以后很吃惊,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华盛顿的曾孙也在这个地区工作过。要是在中国,开国皇帝的后代那可是不得了的,而在这里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他,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当时我真是感慨万分,我于是向我教父提出过一会儿我愿意开车送华盛顿先生回家。但是我教父坚持要他自己送。那天我没有能够送华盛顿先生回家,但是我对于华盛顿总统更加尊敬了。他是美国的开国国父,他创立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但是独立战争胜利以后他只做了一届总统就退下来回到乡下种地去了。他奋斗一生创立了美国,但是成功以后他丝毫也没有要求任何回报。他的后代也一点特权都没有,全都是一些普通人,这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开始理解为什么美国建国才两百年就可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强大不是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而靠的是这样一批最优秀的人,以及不断完善的社会制度。这些人都有崇高的理想和道德,他们为美国奋斗一生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自己。他们一旦功成名就以后全都主动的退了下来,而绝不会死赖在台上不下来。美国就是靠着这样一批最优秀的人把国家建设起来的。再看看非洲,非洲也有丰富的资源,但是没有这样一批最优秀的人和完善的社会制度,所以很难发展起来。看到这一切我开始更加佩服美国这个国家,同时我也更加感激我教父和其他的美国朋友帮助我回到了美国,使我能够有机会看到了一个世界,学习到这么多的宝贵东西。对我来讲,他们帮助我获得的这些精神上的财富要比他们在物质上给我的帮助更为重要,更为宝贵。

 

    有一年圣诞节我在我教父家里吃饭,我教父的老丈母娘拿起酒杯提出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干杯,我教父却说国家的事情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咱们搞不清楚,我看还是为了张家和咱们贝尔两家人的友谊干杯吧。是的,我们的这些美国朋友都不是搞政治的,他们与我们张家之间的友谊没有任何政治的因素,完全是一种人民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是超越政治,超越种族,超越国界的。世界上只有这种友谊才是最伟大,最纯洁的友谊,同时也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友谊。回想起五十年代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那个“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结果怎么样呢?才十多年的功夫两国就在边境上大打出手,兵戌相见了。相比之下,我们张家与我们的美国朋友之间的友谊经历了朝鲜战争,反美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它就像一最朵美丽的鲜花,在经历了各种风吹雨打以后不但顽强的生存了下来,而且开放的更加美丽,更加鲜艳。这朵美丽的鲜花是如此的纯洁,如此的高尚,她是世界上任何一种邪恶势力都无法摧毁的。我深信今后随着时代的进步,这朵美丽的鲜花一定会在中美两国的土地上开放得更加鲜艳,更加灿烂。让我们一起来爱护这朵美丽的鲜花吧,因为这是一朵世界上最美丽是鲜花。

 

                                            张海伯 于美国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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